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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思想路线的历史形成和发展 初探 --- 以《实践论》为中心
- 发布时间：2016-02-24 来源：中直党校第67期司局级干部进修班
- 一、《实践论》与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1935年1月，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在重大危急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也由此确认了毛泽东的卓越军事才华，确立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但直到《实践论》和同期的《矛盾论》问世，才证明了毛泽东的理论修养，确立了他在党内的思想领袖地位。这“二论”既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华体现，分别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唯物辩证法精髓，堪称毛选中的经典文献，也是他加冕“哲学王”的奠基石。后来经过整风运动进一步确立他在我党的政治领袖地位。思想、政治、军事三位一体，从此毛泽东掌舵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直到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实践论》辩证地分析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突出强调了实践的观点：“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同时，它又阐明了认识论波浪式或螺旋式上升的特点：“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一直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践论》凸显这一特色，同时又契合中国古训中“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以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朱熹）的知行合一精神——这从《实践论》的副标题“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也可看出。《实践论》的历史性贡献在于系统全面深刻地总结了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旗帜鲜明地反对给革命带来深重危害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斯大林说过，“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前者以教条主义为代表，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几乎把党引向毁灭的边缘；后者以经验主义为代表，《实践论》在纠正这两种错误路线的革命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实践论》奠定了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实践论》上承调查研究方法，下开求真务实作风，这为形成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二、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历史形成《实践论》的突出价值在于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中国化传统，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伟大传统。从早期投身革命开始，毛泽东就注重开展社会调查，深入研究中国社会的状况，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提出作了准备。针对党和红军中存在的照抄照搬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毛泽东在1930年写出了《反对本本主义》，从认识论的高度阐述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强调调查研究是一切工作的第一步，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提出了至今仍有实践典范价值的著名论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可以看作是《实践论》的先声。1937年春夏为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哲学，整理出的《实践论》、《矛盾论》，更具理论色彩和认识高度，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延安整风运动整顿党风、学风、文风，以解决全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使全党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个根本思想原则和思想方法。毛泽东为此撰写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献，指出主观主义是共产党的大敌，第一次明确提出实事求是才是中国共产党人应有的马克思主义学风。这些精辟论断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一大解放。他借用《汉书》中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成语，赋予实事求是以新的含义：“‘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1941年12月，毛泽东还为中共中央党校题写了“实事求是”作为校训。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点，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七大标志着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指导思想，也同时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这一活的灵魂作出盖棺之论：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从党的十二大开始，党章一直明确规定：“党的思想路线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三、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和第一代革命家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这是中国历史和中国共产党都前无依傍、无例可循的实践。随着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完成，毛泽东在1956年基于大量座谈和调研而完成的《论十大关系》报告，提出一整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方针政策，既借鉴了“苏联模式”教训，又基于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经验，“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这可以说是遵循《实践论》精神修成的正果。可惜此后的“反右”扩大化和大跃进运动、庐山会议等一系列左倾运动，导致《论十大关系》为开端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势头未能保持，反而堕入《实践论》所反对的左倾冒进错误，难以自拔。“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三年困难时期使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十年“文革”，更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判断依据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明显地脱离了中国实际。实践证明“文革”正如《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结论所说：“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而分析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当归因于“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这一系列错误和悲剧的发生，无疑是毛泽东对国情和世情的误判和认识论的严重偏差所致，这也从反面证明违背和破坏了正确的思想路线会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四、真理标准讨论与历史的伟大转折粉碎“四人帮”，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和国家。但结束“文革”后的两年间，党的指导思想尚未挣脱“左”的泥潭，奉行“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指导方针，把毛泽东“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当作真理，都当作法律和教条，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两个凡是”的实质是把毛泽东思想僵化、教条化，也就是犯了《实践论》所反对的教条主义错误。 因此，“必须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认真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最早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尤其要掌握其实事求是精髓。为了冲破禁锢，打开局面，他领导和支持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我党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真理标准讨论也再次呼应了《实践论》遥远的回声。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开始全面纠正“文革”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现了拨乱反正。这次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真正从思想上走出了“文革”泥淖，避免了重回老路，也没有误入邪路，而是走出了改革开放的新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回顾这段历史，邓小平重申党的思想路线的一段话值得铭记：“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五、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历史转折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基于对当时我国落后的生产力水平的国情认识，以及“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世情的科学判断，邓小平于1979年3月首次提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命题。他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作了明确具体的阐述。到十二大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概念，并加以经典性的表述：“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此浮出历史的地表。到十五大将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彰显了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政策总设计师的伟大“实践论”者形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但是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并提，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新表述，无疑是邓小平对党的思想路线的新发展。邓小平不仅大声疾呼解放思想，而且身体力行作示范先驱，直到晚年的南巡讲话，他依然雄辩地宣示，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三个有利于”标准就是对实践标准的进一步展开和具体化，“三个有利于”是解放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解决了改革开放中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直到今天，贯穿于我们党全部指导理论的一条红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这一进程中，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不断发展，不断创新，不断实践的事业。正如习近平所作的简明而精辟的概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了精彩的篇章。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邓小平理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的标志。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进一步形成并丰富、发展、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陆续写进党章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是我们党当前和今后工作的战略部署和指导思想，打开了理论创新发展的新视野。从十二大到十八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直是不变的主题关键词和主旋律。随着时代和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制度和理论也一直在相应地丰富、发展和完善，正如十八大报告中所揭示的“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远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一样。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正是由于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探索回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才保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顺利推进，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其中，从真理标准到“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都让我们仿佛听到《实践论》遥远的回响，让我们感慨“伟人已逝，雄文长存”。